第二部分 性格的科学 第九章 总论

第二部分　性格的科学 第九章　总论 性格的本质和起源 我们所说的性格特征，是努力使自己适应其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个体的一些具体表现模式的显现。性格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只有在我们考虑个体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时，才会谈到性格特征。所以，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到底是什么性格，几乎没什么意义。性格是一种精神态度，它是个体与所处的环境打交道时体现出来的特质和禀性。它还是一种行为模式，根据这种行为模式，个体对自身重要性的追求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的社会感中。 我们已经看到，优势地位、权力以及征服他人等，是指引大部分人活动的目标。这个目标调整着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模式，并指引个体的各种精神表达进入具体的渠道中。性格特征只是任何人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的外在表现，所以它们能使我们理解个体对他的环境、对他周围的人、对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以及对总体的生存挑战所持的态度。性格特征是工具，是个性为了获得认同和重要性所采用的计谋。它们在个性中的存在等同于技能之于生计。 性格特征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来自遗传，它们也不是一种先天存在。我们应该将它们看作一种类似于存在模式的东西，能使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无须有意识地进行思考就可以自行其是并表现自己的个性。性格特征不是遗传来的能力的展现，也不是倾向或癖好，而是人为坚持了某种特殊惯态而习得的。比如，一个小孩并不是天生懒惰，他之所以懒，是因为对他而言，懒惰是使生活变得容易的最合适的一种方式，同时它还能使他维护自身的重要感。在懒惰模式下，权力态度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现。一个个体也许会将注意力吸引到某种先天缺陷上，从而在遭遇失败时为自己挽回面子。这样的反省带来的结果总是类似这样的：“如果没有这种缺陷，我的天资将会发展得非常好。但是不幸的是我有这种缺陷！”另一个因为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而与自己周围的人长期冲突不断的个体则会发展起任何能使他在冲突中获胜的权力表现，比如野心、嫉妒、不信任等。我们认为，这样的性格特征与个性彼此难分，但是它们既不是遗传来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更仔细的观察显示出，已经有人发现，它们对行为模式而言是必须的、适当的，而且，正是为了适应行为模式，人们才习得了这种性格特征，这种习得有时候甚至是在个体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它们不是主要因素，而是次要因素，在个性的隐秘目标的驱使下成了个体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从目的论的观点出发对它们进行评判。 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之前的阐释。在前面的阐释中，我们已经表明，个体的生活方式、活动、行为、观点立场，都与他的目标密切相关。如果心中没有明晰的目标，我们就无法进行任何思考，也无法将任何事情付诸行动。在孩子心灵的黑暗背景中，这个目标已经存在，从他的人生早期开始，就指引着他的精神发展。它赋予他的生活以形式和特性，并带来了以下事实：每个个体都是一个特殊而自然的联合体，不同于其他任何个性的联合体，因为他所有的动作以及所有的生活表现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独特的目标。认识到这一点意味着，一旦我们知道了某个人的模式，我们就能认出他来，无论我们发现他正在做出什么行为。 就精神现象和性格特征而言，遗传在其中扮演着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的角色。没有任何与现实相关的论据可以支持性格来自遗传理论。对个体精神生活中的任何特殊现象进行调查研究，追查到他的人生初期，一切好像确实来自遗传。有一些性格特征是整个家庭、整个国家或整个种族的人共有的，这其中的原因仅仅在于这个事实：一个个体通过模仿或者在与他人的活动产生共鸣的过程中从另一个个体身上习得了这些性格特征。在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现实、特质、表现和形式，在我们的文明中，它们对任何青少年都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会诱发模仿。因此，对知识的渴望——有时候会表现为一种想要看的欲望，能够使那些有视觉器官缺陷的孩子产生“好奇心”这种性格特征，但这种性格特征的发展并非必然。如果这个孩子的行为模式需要的话，这种相同的对知识的渴望还有可能会发展成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这个孩子还有可能会研究一切事物，将它们拆开，或者将它们拆成一片一片的，来自我满足。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个孩子也许会成为一个书呆子。 我们可以用大体上相同的方法对那些有听觉障碍的人的不信任感进行评估。在我们的文明中，他们处在极大的危险中，会以极其敏锐的注意力感受那种危险。而且，他们还会遭受嘲弄、歧视，而且常常被人认为是残废。这些因素对于个体发展出不信任的性格而言，极为重要。由于聋哑人感受不到许多乐趣，所以难怪他们会对这些乐事充满敌意。但是，认为他们天生就具有不信任的性格，这种设想也毫无理由。那种认为犯罪性格与生俱来的理论，也同样是错误的。对于一个家庭里出现许多个罪犯这种论据，我们可以通过注意这个事实对其进行有力的反驳：家庭传统、对世界的看法态度以及坏的榜样都与此有着紧密的关系。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从童年早期开始就被传授这个事实：偷窃是一种合适的谋生手段。 孩子在追求重要性的过程中，会以自己环境中那些已经很重要、已经深受尊敬的个体为榜样，将他们当成自己的理想楷模。 我们可以用非常相似的方法思考“力求获得认可”这种性格特征。每个孩子在人生中都面临着许多障碍，所以每个孩子在成长中都力求获得某种形式的重要感。这种追求采取的形式是可以交替的，而且每个人处理个人重要性这个问题的方式都是独特的。那种认为孩子的性格特征与他们父母的性格特征相似的论断，很容易通过这个事实得到解释：孩子在追求重要性的过程中，会以自己环境中那些已经很重要、已经深受尊敬的个体为榜样，将他们当成自己的理想楷模。每一代人都是以这种方式向前人学习，并在权力追求可能会带来的极大困难和复杂性中维护着所学到的东西。 优越性目标是一个隐秘的目标。社会感的存在使这个目标无法公然发展。它只能秘密地发展，并将自己掩藏在友好的面具之下！然而，我们必须重申的是，如果我们人类能更好地相互理解的话，它绝不会这样繁盛地滋长。如果我们能达到如此地步，即每个人都能更有洞察力、更透彻地洞悉我们邻人的性格，那么我们就不仅能更好地保护自己，而且能同时使他人更难于表达他对权力的追求，使他得不偿失。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权力的隐秘追求就会消失。因此，更密切地洞察这些关系，并利用我们已经获得的实验证据，将会使我们获益匪浅。 我们生活在如此复杂的文化环境中，因此进行适当的生活教育变得极其困难。人们已经被剥夺了培养心理敏锐性的最重要的手段，而且，直到现在，学校的唯一价值就是把生硬的知识摆在孩子面前，让他们吞下他们能吞或愿意吞的东西，而并不特别去激发他们对这些知识的兴趣。然而即便有这样的好学校，其数量也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理解人性的最重要的前提至今仍被忽视。我们自身也都是在老式的学校里学习衡量人类的标准。在这里，我们学会区分好坏，辨别好坏。我们没有学习如何改变我们的观念，结果，我们就将这种欠缺带入了生活，至今仍受这种欠缺的困扰。 作为成年人，我们仍然还在使用我们童年时期接受的偏见和谬误，就好像它们是神圣的律条一样。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陷入了复杂的文化带来的困惑中，我们已经采取了这种观点：这些观点虽然是对事物的真实认识，却使这种认识变得不可能。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从提高个人自尊心的角度着手解释一切，为的是我们能变得更强大。 社会感对性格发展的重要意义 仅次于对权力的追求，社会感在性格的发展中扮演着第二重要的角色。正如对重要性的追求一样，对社会感的追求表现在孩子最早的精神趋向中，尤其表现在他们交往和温情的欲求中。之前我们已经讨论了社会感的发展条件，在这里我们只简要回想一下这些条件。社会感既受自卑感的影响，也受它的补偿心理——对权力的追求的影响。人类身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自卑情结。精神生活过程，即寻求补偿、要求安全感和完整感的骚动，早在自卑感出现的时候就开始了，其目的是在生活中获得宁静和幸福。我们必须对孩子坚持的指导规则源于我们对他的自卑感的认识。这些规则也许可以总结为这样的告诫：我们一定不能使孩子的生活过于悲苦，必须阻止他太早地了解到生活的黑暗面，同时，我们还必须使他有体验生活中的快乐的可能。另一组带有经济性的条件在这里开始起作用。不幸的是，孩子常常在没必要的悲苦环境中成长；误解、贫穷和匮乏是可以避免的现象。器官缺陷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会使人失去正常生活的可能，并使孩子认为他需要特殊的权力和特别的规则以确保自身的生存。就算我们手中掌握所有这些，我们也无法避免这样的事实：这样的孩子将会在生活中体验到令人不快的困苦，而这种体验反过来会带来很大的危险，使他们的社会感变得扭曲。 我们唯有以社会感作为标准，并据此对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进行衡量，才有可能对一个人做出评判。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立场，因为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必须肯定社会中的这种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使我们多多少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应该向我们的同类贡献什么。我们都处在生活中，处在社会生活逻辑的支配下。这决定了我们需要一些已知的标准来对我们的同类进行评估。任何个体身上的社会感发展程度是衡量他的价值的唯一标准，也是普遍有效的标准。我们对社会感的心理依赖不容否认。事实上，没有哪个人能够完全脱离社会感。没有任何理由能够使我们逃避对我们的同类的责任。社会感不停地向我们发出警示之音。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感就不间断地存在于我们的有意识思维中，但是我们确实坚持认为，要扭曲社会感，要把社会感撇在一边，需要调动一定的权力才行，而且，社会感的广泛必要性不允许任何人在没有社会感为其辩护的情况下开始行动。每个行动和思想都需要有正当理由，这种需求来自社会联合体的无意识之中。起码它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常为自己的行动寻找情有可原的环境。在这当中产生了生活、思想和行动的特殊技巧，这些技巧使我们希望一直与社会感保持和谐的关系，或者至少，用貌似的社会关联性来欺骗自己。总之，这些解释表明，有某种像社会感的虚幻的东西存在，它像一层面纱遮盖了某些倾向。单是发现这些倾向就足以使我们对某个行动或某个个体做出正确的评估。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幻象，这一点增加了我们在评估社会感时的困难，正是这种困难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提升到了科学的高度。现在我们将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社会感可能会被怎样误用。 有一个年轻人曾经说，他和几个同伴游泳到了海中的一个岛上，并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同伴将身子从一个悬崖边上探出去，失去平衡掉进海里去了。这位年轻人探出身子去，非常好奇地看着自己的同伴往下坠落。后来在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他没有将自己的行为看作出于好奇。后来的发展是，掉进海里的那个年轻人被人救了起来，但是就这位讲述者而言，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社会感一定非常淡薄。就算他将来跟我们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说他时不时地对他人好言相加，我们也不会受骗，认为他并不乏社会感。 这种大胆的假设必须经过进一步的事实的印证。这位年轻人经常做的一个白日梦的内容是，他发现自己被关在一间与所有人隔离的很小的屋子里，那间屋子位于森林中央。这一图景也是他绘画时最喜欢的主题。任何了解幻想、了解他以前历史的人，都会很轻易地看出，他的社会感的匮乏在他的梦里得到了确认。如果我们不带任何道德评判地指出，他是阻碍他的社会感发展的牺牲品，这对他没有什么不公。 有一件轶事可以很好地显示真正的社会感和虚假的社会感之间的区别。一位老太太在试图登上一辆公共汽车时，滑了一下，摔倒在雪地上。她站不起来，许多人匆匆从她身边经过，没有注意到她的困境。最后，一位男士走到她身边，帮助她站了起来。就在这时，另一位男士本来躲在某个地方，突然跳到她身旁，对这位侠义的救助者说道：“谢天谢地！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可敬的人。我已经在这里站了五分钟了，等着想看看会不会有人帮这位老太太站起来。你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这个事件表明了，假装的社会感可能会如何被滥用。一个人可以通过这种明显的把戏将自己树立为评判他人的“法官”，向他人撒播赞扬和责备，但是自己只当旁观者，连根手指都没动一动去帮助改善局面。 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实例，在这些实例中，我们很难确定社会感的强弱。除了彻底地对它们进行研究之外，别无他法。只有这样做，我们才不会长久地被蒙在鼓里。比如，有一个关于一位将军的例子，他虽然知道战役已经大势已去，但是仍强迫成千上万的士兵去做无谓的牺牲。这位将军当然会说，他这么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且许多人也都赞同他的说法。但是我们很难将他视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无论他提出什么样的理由为自己辩解。 在这些不确定的案例中，我们需要一个具有普适性的观点立场，才能做出正确判断。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在社会有用性以及全体人类的共同福祉理念中找到这种观点立场。如果我们采用这种观点立场，我们在对某个特定案例进行评判时将很少遇到困难。 社会感的程度体现在个体的每一个活动中。它可能会非常明显地表现在个体的外在表现中，比如，他看待另一个人的方式、他与人握手的方式或者他说话的方式。他的全部个性也许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这种印象我们几乎可以本能地感知到。有时候，我们会无意识地从一个人的行为中得出非常深远的结论，以至于我们的自身态度都完全取决于这些结论。在这些结论中，我们仅仅是将这种本能的认识带入意识之域，并因此使得自己可以对其进行检验和评估，为的是避免犯下更大的错误。这种向意识之域的转移中蕴含的价值在于，我们不会那么容易接受错误的偏见（当我们容许自己在无意识领域——在这无意识之域，我们既无法控制自己的活动，也没有机会做任何修正——时，这种偏见就会活跃起来。） 社会感的程度体现在个体的每一个活动中。只有在了解一个人的背景、环境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对一个人的性格做出评价。 我们重申一下，只有在了解一个人的背景、环境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对一个人的性格做出评价。如果我们从他的生活中断章取义，并对这单一现象进行评判，比如只考虑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或者只考虑他的环境或教育，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个论点很有价值，因为它立刻卸去了人类肩上的重担。更好地了解我们自身，再加上我们的生活技巧，必然会带来一种更适合我们需求的行为模式。运用我们的方法去影响他人，尤其是孩子，使之朝好的方向发展，并阻挡盲目的命运——这命运，如果我们不施加影响的话，就有可能会降临到他们身上——带来的无情后果，这一切将会成为可能。因此，个体将不必仅仅因为来自一个不幸的家庭或因为某种遗传来的处境而被判给某种不幸的命运。单是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文明必然会往前迈进一步！新的一代将会成长起来，他们会勇敢地意识到，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性格发展的方向 任何在个性中非常突出的性格特征必定和精神发展从童年时期就采用的发展方向相一致。这种方向可能是一条直线，也可能迂回曲折。最初，儿童沿着直线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并形成了进取的、勇敢的性格。性格发展之初往往显示出这种积极的、进取的特征。但是这条线很容易发生转向或改变。孩子的对手会用直接攻击的方式阻止孩子实现他想要出人头地的目标。在对手更为强大的对抗力中，障碍也许是固有的。孩子会努力用一些方式避开这些障碍。他的迂回绕行将使他形成具体的性格特征。性格发展中的其他障碍，比如器官的发育不良、由于环境作用而产生的排斥和挫败，都会对孩子产生类似的影响。此外，更大意义上的环境，如社会大环境，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文明中的其他方面，比如孩子的老师的要求、怀疑和情绪，最终都将影响孩子的性格。所有教育都采用了经过精心设计的观点和态度，以使学生朝着社会生活和他所处时代的流行文化的方向发展。 任何类型的障碍对于性格的直线发展来说都是危险的。在存在这些障碍的地方，孩子借以努力实现自己的权力目标的道路，或多或少都会偏离直线。刚开始的时候，孩子的态度是不受干扰的，他会直接面对这些障碍，然而随后他会表现出一副完全不同的样子，他会明白火会令人感到灼疼，会知道自己有对手，在这些对手面前要小心行事。他会尝试迂回曲折地用手段而不是直接实现自己想要获得认可、权力的目标。他的发展与他偏离的程度有关。他是否过于谨慎小心，他是否觉得自己和生活的必要性协调一致，或者他是否避开了这些必要性，这都取决于前面提及的那些因素。如果他变得怯懦胆小，拒绝直视他人的眼睛，或者拒绝讲真话，这仅仅是另一种类型的孩子而已：他的目标与胆大勇敢的孩子的目标并无二致。虽然两个人表现不同，然而他们的目标却有可能完全一样！ 这两种性格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共存于同一个个体身上。当孩子的发展趋向还没有明确形成，当他的立场仍然有一定的可塑性，当他并不总是采用相同的路径，而是保留着足够的主动精神，当在初次尝试失败后仍会去寻找另一种办法时，尤其会出现这种现象。 孩子面对的重重困难，再加上他对这些障碍的反应，构成了他的个性。 未受干扰的社会生活，是适应社会要求的第一前提。我们可以轻易地将这种适应传授给孩子，只要他对自己的环境不持敌对态度。只有当教育者能够将他们自身对权力的追求降到最低，以至于不让孩子产生压力的时候，家庭内部的战争才有可能会被消弭。此外，如果父母明白孩子的发展规律，他们就能避免使直线型的性格特征发展路线演变为夸张的形式，比如勇气堕落为厚颜无耻，独立堕落成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同样地，他们将能够避免任何外在的、强制产生的权威使孩子变得盲目顺从。否则的话，这种有害的训练可能会使孩子变得自闭、害怕真相及坦诚带来的后果。压力被用于教育当中的时候，是一把双刃剑。它会导致出现表面上的适应。强迫性的顺从只是表面上的顺从。孩子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大体关系会反映在他的灵魂中。所有可能的障碍，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作用于他的障碍，都同样会在他的个性中得到反映。孩子通常不能对外在的影响做出任何评论，而他周围的成年人要么对这些外在影响一无所知，要么无法理解。孩子面对的重重困难，再加上他对这些障碍的反应，构成了他的个性。 还有另外一种系统，根据它，我们可以对人进行分类。分类的标准是人对待困难的态度。首先，有一类是乐观主义者，这些人的性格发展大致是沿着直线发展起来的。他们勇敢地对待所有困难，并且不太把它们放在心上。他们始终对自己充满信心，相对轻松地对生活抱着一种乐观的态度。他们对生活没有太多要求，因为他们对自己有良好的评价，而且不会自我轻视或自我贬低。因此，跟那些遇到困难时只会更觉得自己软弱和无能的人比起来，他们能更轻松地面对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即便在更困难的处境下，乐观主义者仍然会平淡安静，相信错误总会被改正过来。 我们可以即刻从乐观主义者的行为举止中认出他们来。他们不畏首畏尾，畅所欲言，既不过分谦逊，也不过于缩头缩脑。如果要用诗意的词语来形容他们的话，我们会说，他们敞开胸怀，随时准备接纳自己的同类。他们平易近人，在交友方面没有任何障碍，因为他们不多疑。他们讲话不吞吞吐吐，他们的态度、举止和步态轻松自然。除了小孩子之外，纯粹的这样的人很少见。然而，只要能有一定程度的乐观精神和社交能力，我们就会感到很满意了。 与之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人是悲观主义者。在他们身上，存在着教育中的重大问题。由于童年时期的经历和印记，这些个体已经有了“自卑情结”，对他们来说，各种困难已经使他们有了这样的看法：生活不容易。由于他们的悲观主义个人哲学——这种哲学是由于他们在童年时期受到错误对待而形成的，他们总是着眼于生活中的阴暗面，跟乐观主义者相比，他们对生活中的困难更为敏感，很容易失掉勇气。在不安全感的折磨下，他们不断地寻求支持。他们求助的喊声在他们的外部行为中回响，因为他们无法独自忍受；如果他们是小孩，他们会不停地呼唤母亲，或者一跟母亲分开就会哭叫着要妈妈。这种哭叫着要找母亲的声音有时候甚至在他们进入垂垂暮年时还能听到。 这种人的病态的谨慎小心可以从他们怯懦而惧怕的外在态度中看出来。悲观主义者永远在盘算可能的危险，他们想象这些危险马上就会到来。显而易见，这种类型的人睡眠很差。事实上，睡眠是衡量一个人发展的绝佳标准，因为睡眠障碍是在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过分谨慎小心的标志。就好像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受生活中的危险的侵害，这些人时时刻刻都处在警觉状态中。这种人在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快乐可言，他们对生活也几乎没有什么了解！睡眠不好的人培养起来的只是一种糟糕的生存技巧。如果他的担心真的符合事实，那么他将根本不敢睡觉。如果生活真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悲苦，那么睡眠真的就是一种很糟糕的安排。悲观主义者往往以一种充满敌意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这些自然现象，这种倾向表明，他们对生活毫无准备。睡眠本身没必要受干扰。如果我们发现个体不断地忙着检查房间门是否认真锁好了，或者睡觉的时候不停地做各种关于强盗和盗贼的梦，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此人有悲观主义倾向。事实上，我们通过这种人的睡姿就可以识别出他们来。通常，这类人睡觉的时候总会尽可能蜷曲成极小的一团，或者睡觉时用被子蒙住头。 我们也可以将人分为攻击型和防御型两类。攻击型的人，他们的姿态往往以强烈的活动为特征。攻击型的人，当他们有胆量的时候，会把勇气升级变成鲁莽，他们以此热切地向世界证明自己的能力，因此暴露了控制他们的深深的不安全感。如果很焦虑，他们会努力变得冷酷，以对抗恐惧。他们将“男子”气概表现到了荒唐的地步。其中的一些人则会煞费周折地压抑所有的温柔情感，因为这样的情感在他们看来是软弱的标志。攻击型的人表现出野蛮和残忍的特点，而且，如果他们有悲观倾向，那么他们与环境之间的一切关系都会发生变化，因为他们既没有产生同情的能力，也没有合作的能力，他们对整个世界都充满敌意。同时，他们的自我价值感非常高。他们会妄自尊大、不可一世、扬扬自得。他们自大得好像自己真的是征服者一样，然而他们的这种毫不掩饰和他们举动中的各种夸张，不仅使他们与这个世界关系不和谐，而且也暴露出了他们的全部性格，这种性格是建立在不安全的、不稳定的基础上的一座矫揉造作的上层建筑。他们那种也许会持续很久的攻击姿态，就源于这种性格。 他们随后的发展并不容易。人类社会并不看好这种人。他们表现得如此显眼，这个事实就使他们很不受喜欢。在持续不断地为出人头地而努力的过程中，他们很快会与他人发生冲突，尤其是跟那些与他们同属一类的人，他们激发了他人的竞争。对他们来说，生活变成了一连串的战斗；当他们遭遇无法避免的失败时，他们全部的成功和胜利都会戛然而止。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无法在长期的冲突中维持自己的权力，也无力阻止自己的失败。 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挫败会对这类人产生一种逆转作用，他们的发展会在那个地方停滞，而在这种发展停滞的地方，另一种类型的发展开始了。这种发展类型是感到自己受攻击。第二种类型的个体是受攻击者，他们一直处于防御状态。他们补偿自己的不安全感的方式，不是攻击，而是焦虑、谨慎和懦弱。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前面所描述的那一种不成功的对攻击姿态的维护，就不会出现这第二种类型。这种防御型的人很快会被不幸的经历吓倒。从这些不幸的经历中，他们会推断出毁灭性的后果，并因此很容易逃跑。有时候，他们成功地掩饰自己的逃离，仿佛撤退也是一件有益的事。 因此，当他们沉溺在回忆中，浮想联翩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寻求的不过是逃避威胁他们的现实而已。他们中的有些人，在还没有完全失去主动性的时候，也许真的能做成一些并非对社会完全无益的事。许多艺术家就属于这种类型。他们从现实中退却，在幻想和理想的王国中为自己创建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障碍。这些艺术家是规则中的例外。这种类型的个体常常会向障碍投降，并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他们害怕一切事物，害怕一切人，越来越疑神疑鬼，专门等着来自世界的敌意。 在我们的文明中，不幸的是，他们的姿态经常会由于他人加诸的糟糕经历而被强化。很快，他们会对人类身上的一切美好特质失去信心，对生活中光明的一面失去信心。这样的人身上最常见、最典型的特征是他们的对外批判态度。他们的这种态度有时候会变得如此突出，以至于他们能很快看出别人身上很不明显的缺陷。他们以人性的法官自居，自己却从不做对周围人有益的任何事情。他们忙着批判，忙着败坏他人的兴致。他们的不信任使他们养成了焦虑、犹豫的态度，然而一旦他们面临某项任务，他们就开始怀疑、犹豫，好像希望逃避每个决定。如果要形象地给这类人画幅画像，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他一只手举着用以保护自己，另一只手捂着自己的眼睛，这样他就看不到任何危险。 这样的人还有其他一些令人不快的性格特征。众所周知，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人也从来不会相信他人。嫉妒和贪婪不可避免地会从这种态度中发展起来。这种怀疑者所处的与世隔绝状态通常意味着，他们不愿意使别人快乐，或者不愿意与他人一起快乐。此外，对他们而言，陌生人的快乐差不多就是他们的痛苦。这种人中的有些人也许会通过一种非常有效、难以打破的把戏成功地保持一种优于其他所有人的优越感。在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身优越感的欲求中，他们也许会形成一种非常复杂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会复杂到他人乍一看，根本不会怀疑他们对人类持有重大敌意的地步。 以前的心理学流派 确实，在没有意识到这种研究取向时，人们也能试着了解人性。通常采用的方式是，从精神发展背景中取出一个点，然后根据这个点划分“类型”，个体可根据这些类型对自己进行定位。比如，我们可以将人分成更习惯于沉思冥想的人，这类人生活在幻想的生活中，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跟另一种人相比，这种类型的人更难付诸行动；另一种人很少深思，几乎从不冥想，他们忙于积极地、实事求是地、兢兢业业地处理生活中的问题。这两种类型的人都确实存在。然而，如果我们赞同这种心理学，我们将很快到达研究的终点，而且，我们可能会像其他心理学家那样，不得不满意地断言，在第一种类型里，幻想的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在第二种类型里，工作的能力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我们需要发现更好的见解，知道这些是怎样发生的，它们是否属于必然，以及是不是可以避免或缓解的。由于这个原因，虽然如上面所描述的那样，其中的各种类型确实存在，但是就人性的理性研究而言，这种牵强的、肤浅的分类缺乏依据。 个体心理学抓住了精神发展中精神表现形式发源的地方，即童年早期。这种心理学已经证实，这些表现，无论是从整体来看还是单独来看，要么主要受社会感影响，要么对权力的追求在其中起优势作用。有了这种观点，个体心理学就掌握了这样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我们可以根据一个简单但普遍适用的概念理解一个人。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关键概念对任何人进行分类，这个概念应用的范围非常广大。每位心理学家在研究中既要谨慎小心，又要掌握一定的技巧，这是不言而喻的。有了这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我们就有了一个标准，进而提出例证，说明一种精神现象中究竟是含有更大程度的社会感而夹杂着一点点对权力和特权的争取，还是其中主要是利己主义和勃勃野心，只是为了使当事人获得一丝相对于环境的优越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不难更清楚地理解一些之前被误解的性格特征；不难根据它们在个体的整体个性中的地位对它们进行评估。与此同时，只要我们理解了任何人身上的某个特征或某个行为模式，我们就可以据此修正个体的行为。 气质和内分泌腺 气质类型是精神现象和特征的一种古老分类。我们很难知道所谓的气质究竟是什么意思。它是指人思考、说话或行动的快慢，还是指人处理任务时的能力或节奏？研究发现，心理学家对气质的本质的解释看起来很不充分。我们必须承认，科学一直无法回避这种观点：有四种类型的气质。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人们最初开始研究精神生活的时代。从古希腊时代起，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把气质分为多血质、胆汁质、抑郁质和黏液质四种类型，这种观点被后来的罗马人继承，至今仍作为一笔宝贵而神圣的文化遗产留存在当今的心理学中。 属于多血质类型的人，在生活中能表现出一定的快乐，他们不把事情看得太严肃，不会轻易让白发长上自己的头。他们努力在每件事情里看到令人愉快的、非常美好的一面，在该悲伤的时候悲伤，但不至于崩溃，在快乐的事情里体验快乐，但不至于过分放纵。对这些人进行的详细描述表明，这些人大体是健康的人，他们身上不存在大的缺陷。对于其他三类人，我们却无法做出这种断言。 在一首古老的诗作里，胆汁质的人被描述为猛烈地踢开挡住他去路的石头的人，而多血质的人则悠然地绕过这块石头。用个体心理学的话来说，就是胆汁质的人对权力的追求非常强烈，以至于他的动作决然而激烈，他觉得自己时时刻刻都在被迫展示自己的能力。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以直接的攻击方式战胜所有障碍。在现实中，这些个体在童年早期就会有更加激烈的动作。在童年早期，他们缺乏权力感，必须不断地展示自己的权力以使自己相信这种权力的存在。 抑郁质的人则给人以截然不同的印象。仍然用前面所提过的那个比喻来说明的话，那就是抑郁质的人，在看见石头的时候，会想起自己的所有罪恶，会开始为过去郁郁伤怀，然后转身往回走。个体心理学认为，这种人是彻彻底底的犹豫不决的神经过敏者。他们既没有信心克服自己遇到的困难，也没有信心往前走。他们不愿冒险，宁愿原地踏步，也不愿向目标挺进。如果这样的个体会继续往前走的话，他会一举一动都万分谨慎。在他的生活里，疑虑扮演着主要角色。这种人更多地考虑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人，这种做法会使他失去更大的与生活充分接触的可能。他心中的忧虑如此沉重地压迫着他，以至于他只盯着过去，或者把时间花在徒劳的内省上。 黏液质的人大体上而言不熟悉生活。他们浮光掠影般地生活，却并不从中反思。什么都无法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记，他们几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也不结交朋友，简而言之，他们与生活几乎毫无联系：在所有类型中，他们也许是离生活最远的人。 我们也许会因此得出结论，只有多血质特质的人是非常健康的人。然而，我们很难对一个人的气质进行一对一清晰的界定。大部分情况下，一个人都是一种或多种气质的混合体，仅此一点就使气质学说丧失了所有价值。再者，这些“类型”和“气质”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发现，经常是一种气质融合在另一种气质里。例如，一个孩子可能刚开始是胆汁质的人，后来变成了抑郁质的人，而人生晚期的时候又呈现出黏液质特征。多血质个体在童年时期似乎很少有自卑感，很少表现出重大的身体疾病，也不会出现暴怒情绪，因此，他平静地发展，对生活有一定的热爱，这使得他可以以平稳的态度对待生活。 这时，科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它宣称：“气质取决于内分泌腺。”医学科学的一项最新发展是认识到了内分泌腺的重要性。内分泌腺包括甲状腺、肾上腺、脑垂体腺、胰腺、睾丸和卵巢中的间质腺以及其他一些组织结构，我们对这些分泌腺的功能只有模糊的了解。这些腺体没有任何导管，而是直接将自己的分泌物输入血液中。 一般认为，所有的器官和组织在成长和活动过程中，都受这些被血液带到全身每个细胞的内分泌物的影响。这些分泌物起着激活剂或解毒剂的作用，它们对生命而言必不可少，但是，我们对这些分泌腺的全部意义的了解还十分有限。研究内分泌物的科学才仅仅处于起步阶段，跟内分泌物的功能相关的确切事实还很少。既然这门新兴科学坚持声称这些分泌物决定着人的性格和气质，它要求获得认可，并且已经尝试就性格和气质给心理学思想指引方向，那么我们就必须多说一些关于它们的话题。 所有的器官和组织在成长和活动过程中，都受这些被血液带到全身每个细胞的内分泌物的影响。新兴科学声称这些分泌物决定着人的性格和气质。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一个重要的异议。如果观察某个真实的疾病过程，比如甲状腺机能低下引起的呆小病（cretinism，又名克汀病），我们确实会发现类似于黏液质气质的精神现象。抛开这些事实不管，这些个体看起来浮肿膨大，他们的头发呈现出病态，皮肤粗糙，行动起来特别迟缓，无精打采。他们的精神敏感性显著降低，主动性几乎丧失殆尽。 现在，如果将这种情形跟我们所说的黏液质中的情形——虽然在这种情形中甲状腺并不存在可证实的病变——做个比较，我们会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呈现出的性格特征也完全不同。有人可能会因此说，甲状腺的分泌物中似乎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帮助维护着适当的精神功能；然而，我们却不能进一步说，黏液质气质起源于甲状腺分泌物的缺失。 病理型黏液质类型和我们习惯上所说的黏液质类型完全不同，心理学意义上的黏液质的性格和气质与病理型黏液质的性格及气质的区分点是个体之前的心理发展历史。作为心理学家的我们所感兴趣的黏液质类型的人从来都不是静态的个体。我们经常会吃惊地发现，这些人身上有时候会出现非常鲜明的、强烈的反应。没有哪个黏液质的人终生都是黏液质气质。我们将会明白，他的气质不过是一层虚假外壳，是过于敏感的人为自己制造出来的一种防御机制（可以想象的是，他可能因为身体原因而在生活中一直有这种防御倾向），一道将他自己与外部世界分隔开来的防御工事。黏液质气质是一种防御机制，是对生存挑战做出的一种反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与那些因甲状腺分泌不足而产生无意识迟缓、无精打采和能力不足完全不同。 也有一些实例，在这些实例中，似乎只有那些之前曾患过甲状腺分泌不足的人才会有黏液质气质，但即便这样的实例也无法推翻心理学意义上的黏液质气质和因甲状腺分泌不足而引起的病理型黏液是两码事。这并不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真正成问题的是许多错综复杂的原因和目的，一系列的器官活动再加上外在的影响，使人产生了自卑感。从这种自卑感中，可能会发展起黏液质气质的个体会用这种方式努力保护自己免受令人不快的羞辱，免于被伤害自尊心。但是，这仅仅意味着，我们在这里特别讨论的是一种我们已经大体上讨论过的类型。在这里，甲状腺的缺陷是一种特殊的器官缺陷，它带来的后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这一器官缺陷使个体对待生活的态度更加扭曲，为此，个体尽力通过精神方法去补偿，其中黏液质习性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 我们将通过考察内分泌物的其他异常，并考察从属于它们的气质来证实我们的设想。因此，我们来看一看巴西多氏病（Basedow’s disease，又名巴塞多氏病，突眼性甲状腺肿）或甲状腺肿（goiter）病中甲状腺分泌过多的个体的情况。这种病的身体症状是，心脏过度活跃、脉搏率过高、眼球突出、甲状腺肿大，以及四肢尤其是手部或多或少地有颤抖倾向。这样的病人爱出汗，而且，由于甲状腺对胰腺的次生影响，他们的胃肠器官经常运转更加吃力。这样的病人高度敏感，容易动怒，而且他们的特点是行动急促、易怒、身体颤抖，常常还伴随着很明显的焦虑状态。典型的突眼性甲状腺肿大病人很明显是一个过度焦虑的人。 然而，说这与心理学的焦虑景象完全一致，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在突眼性甲状腺肿大中看到的心理学现象，包括焦虑状态、在某种体力或心理工作上的无力、容易疲劳和极度虚弱，不仅是由精神原因造成的，而且器官原因在起作用。将它们与患有着急、焦虑性神经病症的人做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对于那些由于甲状腺机能亢进而引起精神亢奋的人、那些性格受甲状腺分泌次生影响的人、那些——打个比方说——因为甲状腺激素而“醉倒”的人，与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容易激动的、性急的、焦虑的人，后者属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因为后者的状态几乎完全是由他们之前的精神经历决定的。甲状腺机能亢进的个体确实在行为上与后者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他们的行动缺少计划性和目的性，而这计划性和目的性是性格与气质的根本标志。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讨论一下其他的内分泌腺。各种各样的内分泌腺的发展与睾丸和卵巢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重要。我们的论点是，只要发现有生殖腺或性腺反常，就一定会有内分泌腺反常，这已经成了生物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这种特殊的依存性，以及这些同时出现缺陷的原因，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在内分泌腺有器官缺陷的实例中，我们也能得出其他器官缺陷中推导出来的结论。在生殖腺分泌不足的实例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个体，有器官障碍的他们发现更难使自己适应生活，为此必须有更多的精神技巧和防御机制以帮助自己适应。 对内分泌腺很感兴趣的研究者促使我们认为，性格和气质完全取决于性腺产生的内分泌物。然而，睾丸和卵巢中的腺素的极度异常并不常见。在有病理性退化的病例中，我们讨论的是特殊情况。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直接与性腺功能缺陷相联系的精神习性，性腺中的特殊疾病并不经常会带来这种精神习性。关于内分泌学家所称的性格建立在内分泌的基础上这种说法，我们并没有找到可靠的医学依据。对有机体的生命力而言必不可少的那些刺激来自性腺，这些刺激也许决定了孩子在他的环境中的地位，这两点无可争辩。然而其他器官也可能会产生这种刺激，而且它们并不一定就是某种具体的精神结构的基础。 由于对人进行价值判断是一项很难、很微妙的工作，其中的一个错误可能就生死攸关，所以在此我们必须提出一个警告。那些带着先天性器官缺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他们想要得到特殊的精神技巧以作为补偿，这种诱惑非常强大。但是，这种想要发展出特殊的精神结构的诱惑是可以克服的。没有哪种器官——无论这种器官处于何种境况——会必然地、不可挽回地迫使个体对生活采取某种特定的态度。它可能会使他丧失斗志，但是这是另一回事儿了。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观点相似的观点之所以有存在的可能，只是因为没有人曾试着去消除有器官缺陷的孩子在精神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我们曾任由他们陷入由于缺陷而引起的错误中；我们曾观察、审视过他们，但没有努力去帮助或者激励他们！建立在个体心理学经验之上的新的地位或结构心理学将因此在它的学说的推论中证明它的正确性，并会使现在的气质或体质心理学黯然失色。 综述 在考虑单一的性格特征之前，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前面讨论过的内容。我们已经得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那就是，研究从个体的整个精神语境和人际关系中抽出来的孤立现象永远不能使我们对人性有所了解。要想了解人性，我们必须拿两个在时间上隔得尽可能远的现象做下比较，并在统一的行为模式中将它们联系起来。这种特别的策略经证明非常有用；它能使我们集合起一堆完整的印象，并通过系统的安排将它们压缩成一套可靠的性格评估方法。如果我们想要把我们的评价建立在孤立现象之上，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困住了其他心理学家和学究的困境之中，并因此不得不使用那些已经被我们发现既无用又枯燥的传统标准。然而，如果我们能成功获得一些观点（在这些观点中，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系统的影响力），并将它们合并进一个模式中，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力线清晰可见，它对人的清晰的单元评估是很有价值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站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进一步地熟悉一个个体可能不可避免地会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更正我们的判断。在尝试做出有教育意义的修正之前，我们必须独立地形成关于这个个体的清晰图景，以便根据这个系统对其进行了解。 我们已经对这样的系统赖以形成的各种方式和方法进行了讨论，而且我们已经用我们亲身经历的现象或正常人会经历的现象做了例证。除此之外，我们坚持认为，我们所创建的这个系统中有一个因素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社会因素。仅观察精神生活中的个别现象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始终考虑它们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对我们的公共生活来说，最重要、最有用的基本论点是：人的性格从来不是道德评判的依据，而是衡量这个人对他周围环境的态度一个指数，是衡量他与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指数。 在对这些观点的详细阐述中，我们发现了两种普遍的人类现象：一种是社会感的普遍存在，它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是我们的文明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的基石。社会感是我们可以用来有效地衡量精神生活中的现象的唯一标准，它使我们能够断定个体身上所具备的社会感总量。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个体对待社会的态度，知道他在人类中如何表现友情，知道他如何使自己的存在有益于社会而且重要，我们就对这个人的精神有了全面的认识。然后我们发现了评估人性格的另一个标准，即争取个人权力和优势地位的倾向与努力，这种倾向和努力与社会感是针锋相对的。掌握了这两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人相应的社会感程度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影响。这是一场动态游戏，是几股力量形成的平行四边形，这些力量的外在表现就是我们所谓的性格。